關于經濟體制安排的缺陷使誠信缺失 畢業論文發表..

　　[論文關鍵詞]誠信　制度　契約信用

　　[論文摘要]目前我國大量失信現象的存在與我國制度建設嚴重滯后、制度不完善有重要的關系，首先是制度上存在一定的缺陷，其次非正式制度安排也存在一定的影響。因此信用制度的安排應從人倫信用演進到契約信用，建立和完善具有我國特色的市場信用體制。

　　制度經濟學家認為，制度指的是由社會強制力加以實施的正式的社會行為規則與規范著人們行為的心理、道德、歷史文化傳統等非正式社會規則的總和。任何制度安排下的普遍違規現象的存在都意味著制度設計本身或者是為維持這一制度的權威而制定的制度(制度的執行環節)存在缺陷。關于中國市場誠信缺失原因的許多觀點，比如政府過多干預下的市場畸形發展、信譽機制建立的空白、公司治理結構不合理、監管不利以及廣為流行的產權不清說等等，實際上都是從制度角度尋找答案。科斯也指出：在交易成本大于零的情況下，制度安排不僅對分配有影響，而且對資源的配置以及產出的構成都將產生影響，不同的制度安排會產生不同的資源配置效率，從而也將對產出產生影響，人們需要在不同的制度之間進行選擇。目前的大量失信現象的存在，與我國制度建設嚴重滯后，制度的不完備有重要的關系。制度的安排同樣遵循博弈的理論，從博弈論的角度看，制度可以定義為在人們在經歷“多次博弈”后逐步形成的、使人們在社會互相交往時可以比較明確地洞察別人行為方式的社會契約機制。簡而言之，制度就是在人們在打交道時為了防止受騙或對付行騙行為經過多次博弈而逐步建立起來的一整套社會機制。按照演進博弈淪的經濟分析思路，我們認為人們在整個社會的大博弈環境中對其利益的追求中采取哪種策略不僅是個人的理性問題，而且還涉及到社會中方方面面的問題如文化、道德倫理，其中最重要的是社會制度的安排。本文試從中國信用制度的路徑軌跡及制度及非正式制度安排的角度加以分析。

　　一、制度安排上的缺陷

　　(1)在建國之初制度的選擇上帶來的問題。作為一個經濟落后的國家，為了實現經濟的超常規發展，追趕經濟發達國家的目的，在經濟發展的初始階段就人為地中斷，作為契約信用母體的市場經濟“自然”成長的過程，建立了“指令性計劃經濟”的體制，直接依靠國家強制力來推動經濟的發展。信用只是資源配置的一種，發揮著微不足道的輔助性作用，企業之間的商業信用是被嚴格禁止的。社會上只有一種信用，那就是國家信用。指令性計劃經濟的體制雖能在一段時問內取得較快的發展速度，但它不利于信用體制的長期建設，并且在信用建設上就造成了一種錯位現象：一方面沒有形成現代市場經濟所需要的信用觀念體系，如在法律上承認個人私有財產神不可侵犯、經濟交往的主體的平等、信守契約的精神等；另一方面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了許多與市場經濟發展不棚適應的信用觀念，比如過分強調信用的道德性，而忽視信用的利益基礎；在信用建設已過分強調德治而忽視法治；在口常信用關系中，過分強調情而忽視理等，從而使市場經濟所需要的信用觀念和信用秩序不能得到真正的確立。

　　(2)改革開放初期及發展過程中的制度選擇。雖然我國已進行了經濟體制的改革，但傳統體制及信用觀念的慣性作用依然非常強大，按照新制度經濟學的觀點，初始的制度選擇會強化現存制度的刺激和慣性。特別是從80年代開始的以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改革的突破口經濟體制改革，家庭勞作是人倫信用的經濟與社會基礎，這在某種程度上強化了人倫信用力量。于是在改革開放初期人倫信用在社會信用制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另一方面，隨著我國改革開放速度的加快，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經濟水平迅速提高，契約信用在經濟活動中的應用逐漸加強，但由于缺乏契約信用的制度基礎，信用活動得不到規范，導致人倫信用的體制與市場經濟需要的契約信用的沖突越來越多，信用秩序混亂惡化，失信現象也大量出現。

　　(3)改革初期，我國在所有制方面的實行的雙軌制并行，但它的缺陷給一些人謀取不正當個人利益獲得空前的機會。許多國企的領導者往往將精力集中在“政績工程”的運作上，竊取了大量國有資產。不少國家公務員借機謀取私利，滋生了大量的腐敗現象，產生了一批通過用不當手段得利的暴富階層，給社會的公平公正帶來危機，產生了極大的道德危機，為信用缺失埋下了隱患。為信用喪失提供了社會基礎。

　　二、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影響

　　制度包括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安排包括價值信念、倫理道德、風俗習慣以及意識形態等�！�根據梁漱溟的分析：中西文化的不同在于其社會構造之差異中國社會構造的根基在家庭，西方社會的根基在個人。中國人缺乏集團生活而重家庭生活，借倫理組織社會，因而被稱為“倫理本位”的社會，家庭倫理被置于社會關系的核心地位以家庭為中心建立起來的血緣、親情、同事、熟人等非正式制度安排對正式制度安排有著重要的影響作用。正如諾斯所說：“非正規約束在制度的漸進的演進方式中起重要作用，因此是路線依賴性的來源。我們仍然有一個關于文化演進模式的長期方式。但是我們確實了解，文化信念具有極大的生存能力，且大多數文化變遷是漸進式的�！痹谖覈�市場信用制度發展演變過程中，以親緣、熟人關系為中心的“圈文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所謂的“圈文化”正如費孝通所說：每一個人都是“以自己為中心，推出和自己發生社會關系的那一群人的一輪輪波紋的差序”。在這一“差序格局”中，家庭是社會圈子中最里面的一輪，向外依次是“親屬圈”、“鄰居圈”和“私人交往圈”就像石子投入水中形成的波紋，愈推愈遠，愈推愈薄，從而形成了以個人為圓心的由親而疏、自近及遠向外推及的“差序格局”的社會關系結構�！安钚蚋窬帧睕Q定了一個人在不同的場合里對同一個人，或者在同一個場合里對不同人的關系和態度是不一樣的，離他越近的越親，離他越遠的越疏。越向外推，信任度是呈遞減的與西方的以契約為基礎社會信用制度不同的是：“圈文化”中人們在社會交往關系上往往以親疏遠近劃界，在“圈子”里有著全面而強烈的信任關系，當與“圈外人”打交道時，信任感便削弱甚至不存在，甚至有時會對“圈外人”進行欺騙。圈文化這種非正式制度安排，對中國信用制度變遷產生了很重要的作用，“圈文化”給中國信用制度的演進軌跡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在法律、制度建設還不完善之際造成目前中國信用制度依然擺脫不了嚴重依賴人倫信用的陰影。

　　三、制度安排對誠信建設的啟示：信用制度應從人倫信用演進到契約信用

　　市場經濟擴大使人們的交易范圍隨著擴大，交易內容使人們從“熟人村落”進入了“陌生人的大干世界”，人們之間相互不知底細，商品交換的只能依靠契約一合同來完成。因此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信用主要表現為一種契約信用，市場經濟是一種契約經濟。所以我國應從人倫信用的枷鎖中解放出來。

　　首先由于中國信用制度變遷中具有明顯的政府主導的痕跡，所以在信用制度的演進中應發揮政府在信用制度創新中的作用。政府以制度供給者的身份，通過法律、法規、政策等手段實施制度供給，快速提供市場信用制度變遷過程中所需要的制度安排。

　　其次，加強市場信用制度的理論研究和學習，中國本土缺乏契約信用傳統，所以無法借助于傳統，而只能更多地借助外部，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積極培育市場信用體系建設方面，創立符合我國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信用制度理論。

　　再次，深化體制改革，加強信用制度建設，必須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積極推進民主政治，弘揚信手契約精神，培育市場信用的微觀主體，把一切信用活動納入法制的軌道。

　　總之，在中國市場信用制度演進過程中，必須擺脫對傳統人倫信用的“路徑依賴”，吸取西方市場經濟契約信用制度的經驗，扎根于中國特色的理論和實踐的“土壤”之中，進行有效的信用制度創新，從而建立和完善具有我國特色的市場信用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