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修律時期訴訟法律思想評析

關鍵詞: 清末/修律/訴訟法律/思想評析

內容提要: 訴訟法律思想是清末修律時期新法律思潮中的一股，當時的中國法學家開始對訴訟程序正義、獨立編纂訴訟法典、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分列編纂有了初步認識。他們的思想在當時雖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開拓性，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時代局限性。對清末訴訟法律思想的研究，促使我們進一步思考：在司法改革的道路上既要大膽吸收外國先進的東西，又要對我們的傳統進行合理的改造。
 
 
      清末修律是中國法制發展史上的重要事件，編纂刑民訴訟法典是清末修律的內容之一，是向西方學習以改革傳統的新嘗試，它成為以后編纂訴訟法律的基礎，對后世的影響較大。
      一、清末訴訟法律思想產生的歷史背景
      清末訴訟法律思想是在社會變動、西方列強紛紛入侵、清統治岌岌可危的背景下產生的。自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以英、美為首的西方列強入侵中國，并通過簽訂大量不平等條約，確立了領事裁判權，獲得了司法特權，造成中國司法主權的嚴重喪失。1843年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第13款規定：“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國議定章程、法律，發給管事官照辦。華民如何科罪，應治以中國之法。”[1]P42-55這個規定表明，在中國的外國人犯罪可以不受中國法律管轄，這嚴重違背屬地管轄原則，是對中國法律的嚴重藐視。1844年的《中美五口貿易章程》第25款規定：“合眾國民人在中國各港口，自因財產涉訟，由本國領事等官訊明辦理；若合眾國民人在中國與別國貿易之人因事爭論者，應聽兩造查照各本國所立條約辦理，中國官員均不得過問。”[1]P42-55這個規定同樣表明，西方各國在中國的民事糾紛，也不受中國的法律管轄。而此時，在清政府統治下的中國，政治上，已是封建社會的末期，傳統封建專制統治已瀕臨崩潰，太平天國運動、義和團運動強烈地打擊了清政府，為了挽救滅亡的危機，清政府選擇變革作為上層建筑的法律；經濟上，出現了資本主義經濟的萌芽，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民事糾紛越來越多，傳統中國的以刑為主的法律體系已不再適應社會的發展；文化上，出現了多種價值觀念，傳統的道德觀念、儒家思想、等級觀念在人們的思想中不再根深蒂固，人們開始向往平等、自由、民主、人權。正是基于內因與外因的共同作用，愛國的法律思想家們開始呼吁改革中國司法。法律由以刑為主、諸法合體開始向民刑分立，實體與程序分列的發展已是大勢所趨。法律形式上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單列，編纂中國長期缺失的訴訟法律亦是大勢所趨。變法修律的吶喊觸動了清政府，以慈禧太后為首的清政府在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入侵北京的嚴峻形勢面前，不得不被迫接受變法主張。1901年慈禧下詔變法，“著派沈家本、伍廷芳，將一切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參酌各國法律，悉心考訂，妥為擬議，務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2]P4655當時改革司法首當其沖的就是改革訴訟與審判，借鑒西方的訴訟與審判制度，編纂中國長期缺失的訴訟法典。
      二、清末訴訟法律思想的基本內容
      (一)倡導司法獨立
      中國在長期的專制政體下，行政權與司法權混淆，皇帝是最高司法官，地方官也是地方的司法官。所以，中國古代的訴訟、審判無論是處罰犯罪的刑事訴訟還是解決糾紛的民事訴訟，都只是皇帝的意志通過各級官僚的權力來實現，訴訟圍繞的是皇帝的意志而不是考慮民眾的權利主張。清末西方國家也正是借口中國司法不獨立而對中國施加治外法權。有識的法學家認識到了這一點，他們宣傳西方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學說，主張司法獨立。實踐中，1906年制定的《大理院審判編制法》、《各級審判廳試辦章程》以及1910年制訂的《法院編制法》都包含有司法獨立的思想。如根據《法院編制法》賦予大理院以最高審判權，建立大理院、高等審判廳、地方審判廳和初級審判廳，還規定了法院的組織機構、審判員的資格、權限、待遇等。各刑事、民事訴訟法草案，對司法獨立審判也做了規定。在清末之中國，在皇權仍然高高在上的情況下，顯然是無法充分做到司法獨立的，但當時的沈家本等人仍然盡了極大的努力，倡導司法獨立，邁出了由傳統上的司法與行政合一向司法獨立轉變的艱難的第一步。
      (二)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分列的訴訟體制
      中國自西周開始到清末，傳統上一直是訴訟制度混雜于刑事法律之中，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分列更是無從談起，這種局面一直到清末修律時期才被打破。1905年，御史劉彭年所上“禁止刑訊有無窒礙請再加詳慎”一折中，即涉及到外國民刑分設一事。劉彭年提到，在刑法及刑事訴訟法編纂完成后，應著手進行民法及民事訴訟法的編纂，表達了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分列編纂的思想。實踐中，修訂法律館很好地貫徹了這一思想：在《各級審判廳試辦章程》中，首先區分了民事案件與刑事案件，凡是審理是非曲直的為民事案件，凡是審理是否有罪的為刑事案件。針對當時民事訴訟相關規定不完善的情況，該章程對民事訴訟管轄、費用、當事人、訴訟期限等做了進一步詳細的規定。到了1910年底，沈家本等將《大清刑事訴訟法草案》與《大清民事訴訟法草案》進呈清廷。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明確將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單列成文的法律，盡管沒有頒布，但影響還是較深遠的。
      (三)改革審判方式，禁止刑訊
      人權保障是訴訟中的一大理念，清末司法改革中吸收了西方人權保障觀念。眾所周知，我國的傳統訴訟審判中缺少人權保障觀念，有一民諺說得很形象“活人躲衙門，死人躲地獄”。這種刑訊應是兩千多年的封建傳統中最應該革除的弊端，在清末修律時，有保留地廢除了中國古代的刑訊。禁止刑訊，在當時的確是一大進步，是對傳統訴訟審判方式的一大沖擊，它革除了封建傳統審判中蔑視人權的弊病。清末對西方文明審判方式的借鑒，對中國傳統審判方式的抨擊與改革，充分地說明了當時人權保障之觀念已經傳入中國，公正、公平、公開等司法理念之風也吹到了中國，促進了人們訴訟權利意識的覺醒。
      (四)建立陪審制度
      “陪審制的真正生命意義在于，它將社會監督引入法庭審理之中，陪審員直接參加審判，在諸多維護司法公正的途徑中，甚或更為重要的卻是一種對審判活動的制約與監督”。[3]在西方，很早就設計了公民陪審制度。例如英國，早在13世紀其陪審制度在民主裁決方面就發揮了重大的作用，很好地保護了當事人的個人權利，打擊了王室貴族特權，防止了司法官獨斷專行，成為英國司法民主的基石。陪審制是法治民主的表現，陪審團人員和法官一起對案件做出裁判，避免了法官專斷。對于這種全新的陪審制，中國在清末加以引進，并在刑民